1946年,义勇军第一支队在通化城内,抓获了3000多名日军俘虏,把他们押到冰河旁中金财富,政委一声令下,战士们将日寇一一刺死,塞进事先挖好的冰窟窿里。
1946年2月初,辽东半岛上的通化城,正处在一个极其微妙的时刻。几万日本人挤在城里,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几个月前还端着枪的关东军。八路军进城后,没搞清算,没搞报复,按着老规矩办事——缴了械的俘虏给饭吃,懂技术的留用,医生护士继续上手术台,工程师接着画图纸。城里缺人手,这帮人暂时还得用。
谁也想不到,这份宽容,会在大年初一凌晨变成一把捅向自己的刀。
事情得从两个人说起。一个叫孙耕尧,国民党在通化的头头,一直憋着劲儿想把城从八路军手里夺过来。另一个叫藤田实彦,原关东军125师团的参谋长,日本投降后没被遣返,藏在城里,手下还有一帮不甘心认输的旧部。
孙耕尧找上门去,给藤田画了一张饼:你帮我拿下通化,咱们成立“中日联合政府”,你们日本人不用走,还能拿中国台湾籍,武装也不撤。藤田一听,正合他意。俩人一拍即合,把暴乱日子定在了大年三十夜里,凌晨四点动手。按中国人的习惯,那时候家家户户刚守完岁,睡得最死。

消息怎么走漏的,说来也巧。大年三十那天,巡逻的战士在街上抓了个鬼鬼祟祟的家伙,大白天戴着国民党的袖标四处转悠,一审就全撂了。更要命的是,暴乱头目之一刘靖儒,竟然跑去策反自己的亲外甥沈殿铠。沈殿铠是通化军区后勤部军械股长,手里管着枪。刘靖儒以为亲情大过天,外甥肯定听舅舅的。结果沈殿铠表面答应,转头就把底全抖给了上级。
通化军区政委吴溉之接到情报的时候,脸色铁青。主力部队都在城外剿匪,城里能打的兵掰着指头数得过来。他连夜做了三手安排:先把孙耕尧这帮国民党特务头子抓了,审完直接毙;火速调朝鲜义勇军李红光支队回援;机关里能喘气的,不管平时是干文书的还是管仓库的,统统发枪,准备巷战。
凌晨四点,全城的灯同时灭了。玉皇山上三堆大火冲天而起,暴乱开始了。
几千名关东军战俘从各处钻出来,手里拿着早就藏好的家伙——机枪、步枪、武士刀、铁棍,冲向行政公署、公安局和通化支队司令部。这帮人憋了几个月,眼珠子都红了。
但最要命的地方,不在街面上,在医院里。
通化野战医院里住着一百多名八路军伤员,都是抗战老兵,身上带着枪伤刀伤,正躺着养病。医院里留用了一批日本医护人员,平时穿着白大褂,说话轻声细语,该换药换药,该打针打针,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。
暴乱信号一响,这帮人全变了。
他们摸进病房,用的不是枪,是手术刀、剪刀、针头。那些伤员正在睡觉,连哼都没哼一声,就被割了喉。有的被毒针直接打进血管里。有几个伤员醒了,想挣扎,但身上有伤动弹不得,被几个日本女护士按在床上,一刀一刀捅死。
等朝鲜义勇军冲进医院的时候,看到的是一地尸体,还有那帮手里攥着带血手术刀的医生护士。带队的军官眼睛当场就红了。没有抓俘虏,没有问口供,直接架起枪就是一顿扫射。那些白大褂上溅满自己病人鲜血的人,一个也没留下。
医院的事传开后,城里的剿匪彻底变了味儿。
到天亮的时候,暴乱已经被压下去了。没了指挥,没有重武器,那些冲出来的关东军战俘被正规军和义勇军两面夹击,很快就溃了。这一仗,活捉了三千多人。
配资炒股按说,仗打完了,俘虏抓了,该按规矩办。但这次不一样。粮食本来就不够吃,老百姓自己都勒着裤腰带,凭什么养着一帮刚杀完自己伤兵的狼?再说医院里那些尸体还没凉透,谁提“优待”两个字,谁就是找骂。
朝鲜义勇军的态度最硬:杀。
他们把三千多名战俘押到江边。大冬天的,河面冻得结结实实。战士们用镐头凿开冰面,掏出一排冰窟窿。为了省子弹,也为了解恨,用的是刺刀。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士兵,被一个个捅死,或者直接踹进冰窟窿里。江水冰冷,人掉进去扑腾几下就没影了。
整整两天,江边的喊声没断过。
暴乱的策划者藤田实彦没死在江边。八路军把他装进笼子里,拉到通化百货大楼的窗口示众。通化的老百姓排着队来看,一人一口唾沫。藤田实彦看着满街愤怒的中国人,看着那些被他忽悠去送死的日本兵的下场,最后在监狱里羞愤交加,得病死了。
元股证券:ygzq.hk这事过去很多年后,日本那边一直有人念叨。他们成立了“通化遗族会”,每年去靖国神社哭诉,说中国在通化“虐杀战俘”,说那是“暴行”,甚至还想要赔偿。但他们从来不提,是那些被宽容对待的日本人先动的手,是他们在手术台上杀了正在养伤的中国军人,是他们自己把命丢进了冰窟窿。
那三千多个冰窟窿,封住的不只是尸体。那是一笔账中金财富,算得清清楚楚的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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