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月8日，农夫山泉创始人、董事长钟睒睒做客央视财经《对话》栏目。这一次，他把矛头再次对准了电商平台。
在讨论电商平台时，钟睒睒称电商平台是一种特殊的中间商，这个中间商无处不在，把城市的很多零售商都“杀”光了，并呼吁限制平台的权力。
钟睒睒还聊到了产业“内卷”，认为最值得担心的就是卷价格，不卷质量。不卷高品质，不卷溢价水平，这样的竞争关系会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伤害。
这已经不是钟睒睒第一次向电商平台开炮。
2024年11月，他在江西赣州出席活动时点名批评某电商的价格体系“对中国品牌和产业是一种巨大伤害”，并表态“永远不会做直播带货”。
2024年12月，他又提到，真正的助农应该从产业化、精加工做起，而不是靠流量制造的“畅销”假象。
2025年年初，他连发三条朋友圈，将“四大电商平台”称为“中国经济的绞肉机”“中小经营户的周扒皮”。
配资排名公司2025年4月，他再度发文，称“全国的农民兄弟及整个传统产业都在为互联网平台打工”。
直到这次关于“限制平台权力”的表述。只是，这次言论发出后，关于电商平台的讨论，有了更多不同的观点。
吴晓波：我为什么无法认同钟睒睒的说法？
8月10日，吴晓波频道发文《我为什么无法认同钟睒睒的说法？》。吴晓波大体认同钟睒睒对平台的批评，但明确反对他把电商当成“假想敌”。
文章指出，钟睒睒的表述，是把很多观点糅合在一起，很难进行笼统的辩驳。吴晓波认为，钟睒睒讲的十句话里有七八句值得肯定。他特别点名认同两点：比如对平台的“黑箱性”规则的指责，以及批评平台通过流量的动态调配，压缩了供应链利润等。吴晓波直言，这种状况“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”。
不能认同的地方主要有三点：
其一，把电商与其他商业形态进行了敌我矛盾式的对立。这既不符合基本事实，也无益于现状的改变。把电商视为线下零售的“假想敌”，只会制造很多的无效宣泄和负面情绪，激发不同商业形态之间的“仇恨”。
其二，把电商与实体经济同样进行了敌我式的对立。过去三十年间，中国制造业、物流业、金融业乃至公共治理的进步，绝大部分的技术迭代与模式创新，都与互联网平台公司的进步和倒逼息息相关，在人工智能时代，这种关联性和协同性将表现得更加的明显。
其三，把民众消费完全地归拢于“物质消费”，从而认为电商的发达与城市经济的繁荣是一种零和游戏的关系。事实上，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，未来消费力的释放，应该出现在以文化娱乐、健康养生为主题的增量市场中，而不是在物质消费的存量蛋糕中，去争夺和重新分配份额。
文章指出，钟睒睒并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意见。吴晓波认为，这一现状的改变，需要两个事实的发生：
一是在法治环境下，提高舆论监督的力度和制度性的监管。真正应该被指控的是，新闻的“死亡”和监管的缺失。
其次，以革命性的技术创新，呼唤新的“杀龙少年”的诞生。在正在到来的AI时代，这是我们最期待发生的事实之一。
吴晓波认为，能够非常真切地感受到钟睒睒的善意和愤怒，但是，他真的是看到了疾病，却给错了药方。
六神磊磊：没什么站边的必要，主要就是一个利益之争
8月10日晚，微信号“六神磊磊读金庸”发文《钟睒睒先生的农夫三拳，狠起来自己都打》。这篇文章，把钟睒睒炮轰平台拆成了一笔利益账：他反对低价，但农夫山泉也曾靠低价抢市场。
核心分歧是渠道利益和定价权。
钟睒睒认为平台挤压实体店、加剧价格战，建议限制平台权力。作者认为，电商比价削薄了品牌溢价，这才是双方真正的矛盾。
1.反对低价，自己也曾靠低价起量。农夫山泉曾打出9.9元12瓶的绿瓶水，带动同行降价。危机过后，又劝消费者改喝价格更高的红瓶水。
2.关心小店只是表面，真正在意的是渠道利润。瓶装水随时要买，小店反而更依赖大品牌铺货。电商比价后，经销商只能低价甩卖，各地库存压力随之增加。
3.高溢价是这套渠道模式的基础。绿瓶拿货约19.9元一件，红瓶约24至26元一件。终端卖到两元左右，渠道利润主要来自品牌溢价。
4.电商打破了区域价格差。全渠道比价让各地低价公开化，品牌溢价被削薄，庞大的终端网点价值也随之缩水。
5.反对“中间商”，自己也赚着差价。农夫山泉从水源、建厂到铺货都有成本。但“大自然搬运工”本身也承担中间环节，同样依靠加价销售。
6.监管有必要，但平台降价未必都是垄断。平台投入技术和规模，确实可能压低价格。产品一旦失去明显差异，溢价自然容易稀释。
文章还指出，对平台的监管，现在已经越来越严了，很多方面甚至比线下严。
刘润：钟睒睒关于电商的观点，我只能同意一半
润米咨询创始人刘润8月10日晚在微信公众平台发文《钟睒睒关于电商的观点，我站在消费者这一边》。文章中称，钟睒睒在央视《对话》里把电商定性为“板上钉钉的中间商”，认为它扼杀了感性消费，呼吁限制平台权力，这话只同意一半。
元股证券:ygzq.hk第一，效率与权力要分开看。
平台掌握入口、排序和规则，确实有权力。但搜索、比价、支付、履约压进一块屏幕，消费者更方便，商家找客户也更容易。平台赚的钱，很大一部分来自这些效率。监管要防滥权，也不能否定平台提高交易效率的价值。“看到权力，不能抹掉效率；承认效率，也不能放过滥权。”
第二，企业要利润，不等于可以合谋少竞争。
钟睒睒赞赏两家可乐（可口可乐、百事可乐）涨价时迅速跟进、很少打价格战。刘润理解他想保住做好产品的利润。但两家先后涨价，也可能是原材料上涨后的正常判断。只有明示或默契协调、共同维持高价，才涉及反垄断法防范的“卡特尔逻辑”。值得尊敬的利润，应来自质量、效率和品牌，而非减少竞争、抬高价格。“好质量需要利润，不等于高价格天然代表好质量。”
第三，消费转到线上，不等于感性消失了。
线上购物会拿走一部分逛街时的即兴消费。但推荐、直播和即时零售，同样可能触发冲动购买。消费场景变了，只是换到了手机屏幕上。“它只是不在钟睒睒熟悉的那条街上了。”
刘润最后说，他尊重钟睒睒对平台权力的提醒，也理解他为品牌价值和企业利润辩护。但限制平台要有依据——可证明的市场权力、排除竞争的行为和消费者利益受损。不能因为旧渠道受伤，就把交易成本下降也判成有罪。“说到底，一切商业的起点配资平台排行，都是消费者获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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